1999年，“环保斗士”马军通过其著作《中国水危机》第一个喊出这个口号。2006年，马军出任“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发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 (www.ipe.org.cn)，建立了＊＊＊＊个公益性水污染数据库。之后，马军的水污染地图开始陆续披露水污染企业，多个城市的水污染源分布图也逐步绘制。目前，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就有29000多条企业污染信息的记录。

社会责任缺失的驻华跨国公司

2008年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资讯发言人陶德田在资讯通报会上强调，近期环保部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察后，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整改，但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陶德田批评说，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事实上，驻华跨国公司的污染问题，早在3年前，“中国水污染地图”开通时就逐渐浮出水面。

从33家到80家，再截止到2007年8月15日的90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污染企业名单上，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雀巢、飞利普、米其林、壳牌、惠尔普、普利司通、拉法基、LG等“世界500强”企业，也有公众熟悉的百事、肯德基、卡夫、日清、花王、嘉仕伯等国际著名品牌。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些跨国企业中，有的已经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由丹麦嘉仕伯啤酒集团全资收购的大理啤酒有限公司在2008年5月9日，对年处理为5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改造时故意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在污水收集池设置排污口，用1根15米长的钢管连接至下水道，将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直接排放。经大理市环境监测站现场取样检测，外排废水COD超标7倍，SS超标5倍。由德国诺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招商局福建漳州开发区诺尔起重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威胁饮用水安全，被列为福建省10家挂牌督办企业之一。在湖南株洲，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污染现状只是冰山一角。污染企业名单，只涉及到有水污染问题的企业，其他诸如存在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的企业并未包含在内。而且，这份名单只收入了那些被环保部门查出有违法行为，并且公开通报过的企业。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介绍，已经有近90家被列入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主动找到该组织，解释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2家企业接受了第三方审核，以证明它们已经进行充分整改，并达到了中国的环境标准，目前通过审核的企业有18家。

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状况呈上升势头，部分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执行双重标准。而在其背后，是一些地区为招商引资需要而放松了环境监管，造成企业的违法成本严重偏低，在制约机制不健全、惩戒机制疲软的情况下，即使最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可能置环境于不顾，置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而不顾。

此外，中国公众不关注企业环境表现，使得企业感受不到社会监督的压力，环保工作做好做坏，产品照样卖，客观上也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的气焰。为推动公众通过自己的购买权利影响企业的环境表现，2007年，21家中国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倡导消费者审慎对待环境违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日常购物时做出绿色的选择。在此压力下，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做出了说明和整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于2008年4月26日在北京发布调查报告：其历时7个月调查的28家世界知名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情况不尽如人意。污染防治项目主任刘立灿解释，此次调查选取的28家企业均位于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100位，且均为生产性企业，在中国都设有生产性工厂。

“绿色和平”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称：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斯夫、宝马、东芝等13家公司，在国外都有主动公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是在中国没有任何相应的公开，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仅有英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本田汽车、松下电器和索尼6家公司公开了其在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信息。松下等6家公司，虽然有中国的环保信息，但找起来颇费周折;索尼公司的中国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布在其英文网站上，甚至没有明确说明是中国，而仅仅在最后注释“资料中的东亚地区指的是中国”。刘立灿表示，调查之后的感觉是“没有一家企业做得足够好”。

“绿色和平”的调查方法是浏览公司官方网站，查找分析相关信息。为避免遗漏，他们还向受调查的28家企业发放问卷，并预留一个月的回复时间。最后一共才收回6份问卷，而包括GE在内的3家公司发回的仅仅是公司相关报告，没有回答问卷的问题。

“明星企业”竟把高原明珠变“毒湖”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令人震惊的是有春城美誉的昆明，除了守着一个以“蓝藻泛滥、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闻名于世的滇池外，居然又出了个湖水中含有＊＊的“毒湖”——阳宗海。

2008年10月26日，新华网报出猛料：“晴天霹雳：小小一个企业，竟使‘高原明珠’变‘毒湖’。”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阳宗海，位于昆明市和玉溪市交界处，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近6年来一直保持二类水质，是沿湖居民的主要饮用水之一。然而在2008年6月，负责监测阳宗海水质的工作人员吃惊地发现：湖水砷浓度出现异常波动。到9月16日，湖水砷浓度监测值高达每升0.128毫克，远远超过每升0.05毫克的饮用水安全标准。砷在环境中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砷的化合物均有毒性，“＊＊”的主要成分就是＊＊＊＊＊。

砷污染从何而来?经排查，最终确定砷污染主要来源于一个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该公司未建合格的废水、废料处理设施，存在于废水、废料中的砷通过地下渗漏、地表水冲刷和直接排放等途径，长期排入阳宗海，最终酿成恶果。而蹊跷的是，一方面，该污染企业曾经被环保部门罚款15次;另一方面，它又曾6次受到市、县政府表彰、奖励。其中，规格最高的是被玉溪市政府评为“守信用、重合同企业”;另外，还被授予澄江县民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曾发生过两起职工集体砷中毒和砷过敏事件——2007年4月，68名员工出现慢性砷中毒症状;2008年6月，又有36名员工接受砷过敏治疗，均被公司隐瞒不报。从有关资料显示来看，2005年到2008年6月，锦业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15亿元，利润总额超过4000万元，上交税金1162.8万元。正是在“纳税大户”的保护伞下，锦业公司才在污染环境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也许很多昆明人到现在还不能、更不愿完全相信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度假“后花园”阳宗海，如今已成“毒湖”。更为严重的是，据环保部门的有关专家推算，阳宗海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需要3年。此间，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断绝了生路;当地2.6万多人的饮水问题将长期面临困难;此前巨大的环境投入也将化为泡影。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6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00多亿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6年水污染事故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发展是硬道理”，对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利润与税收VS环境与民生，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二是廉价排污成本。严格的环保标准无疑打掉了工业竞争力的基点之一。于是“先发展，后治理”就成了心照不宣的选择。而为这种“发展”承受的，却是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太湖流域内，环保部门近年来公布了超过300家污染企业，其中有大量化工、印染、电镀、制药等高风险企业。在这些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中，既有规模不大但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也有像均瑶乳品集团公司、江苏丹化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小洋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样的国内知名企业;甚至还包括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市迅达电梯有限公司、张家港互益染整有限公司这样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是否已经真正整改?是否能保证不再对本地环境构成威胁?当地政府究竟只是对这些污染企业罚款了事?还是已经真正督促它们真正改正了自己的行为?

据《法制日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目前地方环保局的地位最为尴尬，他们中有很多人坚持原则，但往往是“挺得住的站不住”。更为滑稽的是，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信。潘岳告诉记者，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在任职期间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在一次与我的见面中，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痛快地骂了半个小时。地方环保局如此尴尬的处境，不能不让国人深思和汗颜。